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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民主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話題，在西方所謂發達的民主國家，其主要政黨的黨內民主也是近些年來十分引人注目的問題。
政黨與民主
政黨與民主在兩個方面相互聯繫、相互影響。一是政黨與民主的外部關係，即政黨的存在對於民主的作用和影響，或者説民主體制下政黨運作的功能；二是政黨與民主的內部關係，即政黨本身的運作是否民主，或者説民主能否存于與政黨之中。這兩個方面統一于政黨與民主的關係模型之中，從不同的方面著手研究形成不同的理論領域，在不同的時代和歷史階段，學者及實踐者關注的側重點也不一樣。西方理論界的主流是從政黨與民主的外部關係來研究的，多黨競爭機制似乎成了西方民主的代名詞，在這種模式之中，政黨本身是否民主，或者政黨本身的民主程度對於國家民主來説並不重要，政黨提名的候選人可以是全體黨員預選産生的，或者是政黨領導人的秘密會議（caucus）決定的，抑或是黨魁通過禪讓方式産生的，不管政黨採用哪種方式産生自己的候選人對國家民主沒有多大的影響，關鍵是要有多個政黨相互競爭。
然而，隨著卡特爾型政黨的産生，政黨與民主的關係由外部影響轉化為內在互動。原來關心的主要問題是政黨是否有利於民主以及民主是否需要政黨，而現在關注的焦點卻是政黨本身是否民主或更加民主。在卡特爾型政黨模式裏，國家和政黨相互滲透和融合，政黨逐漸脫離公民社會而融入國家，實際上已經變為國家的組成部分，成為“準”國家機構。政黨之間不存在根本的政策差別，政黨競選更多地在於選擇更合適的公共管理者或者候選人，而非取向不同的政策。政黨活動和功能不再依賴於黨員個人的人力和經費支援，不用建立自己的政治宣傳工具和手段，而是通過獲得國家補助進行資本密集型政治活動，通過國家所認可的特權運用大眾媒體進行政治溝通和宣傳。於是，政黨尤其是執政黨本身是否民主對於國家民主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在老牌的西方民主國家，加強和擴大執政黨黨內民主的呼聲也不斷高漲。
黨內民主的分析及主要觀點
在現代多數代議民主政治中，政黨與選民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弱。這主要是由於當代人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物質生活的改善使得人們更加獨立於政黨或政治聯盟，在西歐國家，政黨成員的數量多年來持續下降，導致了政黨不少財政困難，政黨精英的錄用也青黃不接。同時，搖擺不定的選民越來越多，選民常常改變投票的偏向，使得政黨所獲選票的份額不斷波動，政黨精英也因此更加脆弱，更加依賴於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例如競選活動中宣傳媒體的覆蓋面，以及政治醜聞的影響。這些現象表明政黨不再擁有穩定的選民基礎，它們需要尋找新的方法和途徑來提高政黨的聲望和吸引力，以便在選舉中獲得更多的選票。政黨戰略的轉換在競選中越來越重要，例如加強選前的助選運動，更多的關注和宣傳政黨候選人個人勝於宣傳政黨。
擴大政黨的黨內民主是提高政黨聲望和凝聚力的重要措施。黨內民主的核心內容是政黨候選人挑選的民主化。通過擴大黨員在候選人挑選和提名中的發言權來增強黨員的參與意識和提高政黨的內聚力。政黨作為挑選候選人的唯一工具，新的民主形式對政黨的功能産生重要的影響，此時的政黨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它通過給人一次選擇代理人的機會而發揮媒介作用；另一方面，它監管著誰將被挑選。政黨候選人挑選的民主化意味著由少數人選人的現象發生改變，更多的人在挑選候選人方面享有發言權。但同時有證據表明在民主化過程中政黨精英在挑選候選人過程中的作用也得到加強。政黨候選人挑選的開放程度在各國不一樣，西歐政黨自己決定挑選候選人的程式，因而更有可能控制遴選的過程，而在美國，法律規定候選人預選必須是開放式的。不少政黨是在競選中慘敗而由執政黨變為在野黨後，痛定思痛，試圖通過擴大黨內民主來重振雄風，以圖東山再起，贏得下次競選而重新執政。在候選人挑選民主化過程中政黨在許多方面改變了自身，同時會産生許多意料之外的結果。
政黨候選人挑選的民主化確實在提高政黨的聲望和吸引力方面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是極端的民主化形式將從根本上改變政黨與候選人之間、政黨與投票者之間以及政黨代表與政黨領導人之間的關係，這樣很有可能侵蝕候選人對政黨政策的忠誠、降低政黨的內聚性和立法行為的穩定性。經驗表明適度的民主化對政黨組織最可能産生有益的影響。
政黨候選人挑選的不同方式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首先，誰可以被挑選為候選人？或候選人資格問題，即成為候選人是否有條件限制，如果有的話，這些條件有多嚴格，在多大的程度上它們會影響潛在候選人的規模和本質；其次，誰來挑選候選人？參與挑選過程是否需要條件，如果有的話，對選舉團的規模和實質有什麼影響；再次，在哪進行挑選？是全國性的、地區性的還是地方性的選舉團大會上挑選，政黨是否分配功能代表，還是根據社會群體和部門分配代表名額；最後，候選人通過什麼方式獲得提名？候選人通過投票程式還是通過任命方式獲得提名。
西方政黨黨內民主的實踐
當我們探討有關組織的問題時，不得不提起一個政治社會學的經典論斷——寡頭鐵律，他是義大利籍著名政治社會學家羅伯特米歇爾斯發現的，寡頭統治表明在現代社會的大型組織中，權力最終必然會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上，這是任何試圖實現集體行動的組織的必然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鐵律”。而政黨作為最重要政治組織之一，也難逃此鐵律的約束。他還發現，即使強烈信奉社會民主原則的社會主義政黨也難逃走向寡頭統治的趨勢。儘管寡頭鐵律的論斷不一定與事實完全相符，也受到許多人的批評，但是它確實反映了存在於大型組織當中一種客觀的現象。
在政黨發展歷史過程中，發展黨內民主就是一種抵禦寡頭鐵律的措施。西方主要政黨大多經歷過由“政黨寡頭秘密會議”（caucus）到黨內預選提名的過程。
20世紀末以來，西方一些政黨在發展黨內民主方面進行了大量改進和創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政黨組織負責人的産生更加民主。
從1997年起，法國社會黨的第一書記由執行委員會選舉改為全體黨員直接選舉，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人全部由全體黨員直接選舉。1993年改革之前，英國工黨領袖的選舉由工會把持，1993年對領袖選舉程式進行改革，增強了個人黨員在選舉領袖中的作用。
（2）擴大黨內參與民主。
英國工黨建立全國政策論壇和地方各級政策論壇，為廣大黨員進行政策輸入提供機會。1997年工黨年會通過的“權力中的夥伴”項目，反映了工黨重新執政後新的決策程式。新的決策程式建立在關於政策形成的兩年滾動計劃的基礎上，允許個人黨員、地方支部和其他代表參加。第一年對政策進行協商、討論，第二年由工黨年會投票表決，通過最後的決議。這就使得黨在考慮政府政策時，可以與部長們進行非正式的對話，而不是在工黨年會上進行一輪又一輪的爭吵。在“權力中的夥伴”項目中，領袖在政策決定過程中的主要機制性工具是“聯合政策委員會”，聯合政策委員會形成最初的計劃，供全國政策論壇參考，個人黨員有機會向政策委員會、全國政策論壇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意見，政策文件又可以在這些機構以及聯合政策委員會中來回醞釀，黨的領袖可以有充分機會對那些不太滿意的建議進行反饋和篩選。通過這一過程，政策提議進入工黨年會召開前的諮詢和協調過程，最後，在工黨年會上進行表決形成決議。德國社會民主黨通過在黨內開展修改黨綱的大討論，來吸引黨員對黨的事務的參與，並通過討論和交鋒過程達成黨內共識，促進黨內團結。
（3）加強黨的代表機構的民主。1993年以前，英國工黨年會由於採取集體投票制使得工會在工黨年會中擁有的投票權高達2/3。因此過去工黨年會幾乎由工會把持，非常不利於工黨最高權力機構中的民主。為此，工黨對年會的投票制度進行改革，將工會控制的票數控制在50%，同時廢除集體投票制，採取一人一票制，從而削弱了工會對工黨年會的控制，擴大了工黨年會中的民主。
黨內民主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話題，在西方所謂發達的民主國家，其主要政黨的黨內民主也是近些年來十分引人注目的問題。
政黨與民主
政黨與民主在兩個方面相互聯繫、相互影響。一是政黨與民主的外部關係，即政黨的存在對於民主的作用和影響，或者説民主體制下政黨運作的功能；二是政黨與民主的內部關係，即政黨本身的運作是否民主，或者説民主能否存于與政黨之中。這兩個方面統一于政黨與民主的關係模型之中，從不同的方面著手研究形成不同的理論領域，在不同的時代和歷史階段，學者及實踐者關注的側重點也不一樣。西方理論界的主流是從政黨與民主的外部關係來研究的，多黨競爭機制似乎成了西方民主的代名詞，在這種模式之中，政黨本身是否民主，或者政黨本身的民主程度對於國家民主來説並不重要，政黨提名的候選人可以是全體黨員預選産生的，或者是政黨領導人的秘密會議（caucus）決定的，抑或是黨魁通過禪讓方式産生的，不管政黨採用哪種方式産生自己的候選人對國家民主沒有多大的影響，關鍵是要有多個政黨相互競爭。
然而，隨著卡特爾型政黨的産生，政黨與民主的關係由外部影響轉化為內在互動。原來關心的主要問題是政黨是否有利於民主以及民主是否需要政黨，而現在關注的焦點卻是政黨本身是否民主或更加民主。在卡特爾型政黨模式裏，國家和政黨相互滲透和融合，政黨逐漸脫離公民社會而融入國家，實際上已經變為國家的組成部分，成為“準”國家機構。政黨之間不存在根本的政策差別，政黨競選更多地在於選擇更合適的公共管理者或者候選人，而非取向不同的政策。政黨活動和功能不再依賴於黨員個人的人力和經費支援，不用建立自己的政治宣傳工具和手段，而是通過獲得國家補助進行資本密集型政治活動，通過國家所認可的特權運用大眾媒體進行政治溝通和宣傳。於是，政黨尤其是執政黨本身是否民主對於國家民主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在老牌的西方民主國家，加強和擴大執政黨黨內民主的呼聲也不斷高漲。
黨內民主的分析及主要觀點
在現代多數代議民主政治中，政黨與選民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弱。這主要是由於當代人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物質生活的改善使得人們更加獨立於政黨或政治聯盟，在西歐國家，政黨成員的數量多年來持續下降，導致了政黨不少財政困難，政黨精英的錄用也青黃不接。同時，搖擺不定的選民越來越多，選民常常改變投票的偏向，使得政黨所獲選票的份額不斷波動，政黨精英也因此更加脆弱，更加依賴於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例如競選活動中宣傳媒體的覆蓋面，以及政治醜聞的影響。這些現象表明政黨不再擁有穩定的選民基礎，它們需要尋找新的方法和途徑來提高政黨的聲望和吸引力，以便在選舉中獲得更多的選票。政黨戰略的轉換在競選中越來越重要，例如加強選前的助選運動，更多的關注和宣傳政黨候選人個人勝於宣傳政黨。
擴大政黨的黨內民主是提高政黨聲望和凝聚力的重要措施。黨內民主的核心內容是政黨候選人挑選的民主化。通過擴大黨員在候選人挑選和提名中的發言權來增強黨員的參與意識和提高政黨的內聚力。政黨作為挑選候選人的唯一工具，新的民主形式對政黨的功能産生重要的影響，此時的政黨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它通過給人一次選擇代理人的機會而發揮媒介作用；另一方面，它監管著誰將被挑選。政黨候選人挑選的民主化意味著由少數人選人的現象發生改變，更多的人在挑選候選人方面享有發言權。但同時有證據表明在民主化過程中政黨精英在挑選候選人過程中的作用也得到加強。政黨候選人挑選的開放程度在各國不一樣，西歐政黨自己決定挑選候選人的程式，因而更有可能控制遴選的過程，而在美國，法律規定候選人預選必須是開放式的。不少政黨是在競選中慘敗而由執政黨變為在野黨後，痛定思痛，試圖通過擴大黨內民主來重振雄風，以圖東山再起，贏得下次競選而重新執政。在候選人挑選民主化過程中政黨在許多方面改變了自身，同時會産生許多意料之外的結果。
政黨候選人挑選的民主化確實在提高政黨的聲望和吸引力方面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是極端的民主化形式將從根本上改變政黨與候選人之間、政黨與投票者之間以及政黨代表與政黨領導人之間的關係，這樣很有可能侵蝕候選人對政黨政策的忠誠、降低政黨的內聚性和立法行為的穩定性。經驗表明適度的民主化對政黨組織最可能産生有益的影響。
政黨候選人挑選的不同方式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首先，誰可以被挑選為候選人？或候選人資格問題，即成為候選人是否有條件限制，如果有的話，這些條件有多嚴格，在多大的程度上它們會影響潛在候選人的規模和本質；其次，誰來挑選候選人？參與挑選過程是否需要條件，如果有的話，對選舉團的規模和實質有什麼影響；再次，在哪進行挑選？是全國性的、地區性的還是地方性的選舉團大會上挑選，政黨是否分配功能代表，還是根據社會群體和部門分配代表名額；最後，候選人通過什麼方式獲得提名？候選人通過投票程式還是通過任命方式獲得提名。
西方政黨黨內民主的實踐
當我們探討有關組織的問題時，不得不提起一個政治社會學的經典論斷——寡頭鐵律，他是義大利籍著名政治社會學家羅伯特米歇爾斯發現的，寡頭統治表明在現代社會的大型組織中，權力最終必然會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上，這是任何試圖實現集體行動的組織的必然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鐵律”。而政黨作為最重要政治組織之一，也難逃此鐵律的約束。他還發現，即使強烈信奉社會民主原則的社會主義政黨也難逃走向寡頭統治的趨勢。儘管寡頭鐵律的論斷不一定與事實完全相符，也受到許多人的批評，但是它確實反映了存在於大型組織當中一種客觀的現象。
在政黨發展歷史過程中，發展黨內民主就是一種抵禦寡頭鐵律的措施。西方主要政黨大多經歷過由“政黨寡頭秘密會議”（caucus）到黨內預選提名的過程。
20世紀末以來，西方一些政黨在發展黨內民主方面進行了大量改進和創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政黨組織負責人的産生更加民主。
從1997年起，法國社會黨的第一書記由執行委員會選舉改為全體黨員直接選舉，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人全部由全體黨員直接選舉。1993年改革之前，英國工黨領袖的選舉由工會把持，1993年對領袖選舉程式進行改革，增強了個人黨員在選舉領袖中的作用。
（2）擴大黨內參與民主。
英國工黨建立全國政策論壇和地方各級政策論壇，為廣大黨員進行政策輸入提供機會。1997年工黨年會通過的“權力中的夥伴”項目，反映了工黨重新執政後新的決策程式。新的決策程式建立在關於政策形成的兩年滾動計劃的基礎上，允許個人黨員、地方支部和其他代表參加。第一年對政策進行協商、討論，第二年由工黨年會投票表決，通過最後的決議。這就使得黨在考慮政府政策時，可以與部長們進行非正式的對話，而不是在工黨年會上進行一輪又一輪的爭吵。在“權力中的夥伴”項目中，領袖在政策決定過程中的主要機制性工具是“聯合政策委員會”，聯合政策委員會形成最初的計劃，供全國政策論壇參考，個人黨員有機會向政策委員會、全國政策論壇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意見，政策文件又可以在這些機構以及聯合政策委員會中來回醞釀，黨的領袖可以有充分機會對那些不太滿意的建議進行反饋和篩選。通過這一過程，政策提議進入工黨年會召開前的諮詢和協調過程，最後，在工黨年會上進行表決形成決議。德國社會民主黨通過在黨內開展修改黨綱的大討論，來吸引黨員對黨的事務的參與，並通過討論和交鋒過程達成黨內共識，促進黨內團結。
（3）加強黨的代表機構的民主。1993年以前，英國工黨年會由於採取集體投票制使得工會在工黨年會中擁有的投票權高達2/3。因此過去工黨年會幾乎由工會把持，非常不利於工黨最高權力機構中的民主。為此，工黨對年會的投票制度進行改革，將工會控制的票數控制在50%，同時廢除集體投票制，採取一人一票制，從而削弱了工會對工黨年會的控制，擴大了工黨年會中的民主。
